工匠，在乡土的滋养里成长，亦以自己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以及对自然万物的幻化智造，服务于乡土，在传统农耕社会发挥着聚合人心、兴盛地方的作用。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快速到来，机器轰鸣取代了手工劳作，大量快消品充斥市场，许多老手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，但匠人身上及其作品中所蕴含的工匠精神，却不会过时，而是以一种更坚韧的姿态存在于乡间，甚至成为工业社会的期待。它是活着的历史，镌刻着乡村的悠悠过往；亦是精神的纽带，维系着纯朴的乡土人情。正因如此，我们的乡土家园方才独具匠心，拥有始终向上的顽强生命力。

89岁的补碗老匠人任阿龙。

　　还记得大街小巷中，那声“磨剪子嘞戗菜刀”的响亮吆喝吗？还记得孩子们捂着耳朵却又满心欢喜，等待爆米花从火炉间炸开的那个瞬间吗？那是工匠们留在乡间的诸种痕迹，亦是他们毕生所学的直接体现。

　　阳春三月里，行走于绍兴上虞区的老街中，我们庆幸能在某处街角邂逅打铁、磨剪、补碗等如今已不多见的手工匠人们。他们大多已经年迈，生意也日渐清淡，但他们依旧在坚守，从为数不多的登门拜访者中体验着自己的存在价值。那是一种百折不挠的韧性，融汇了乡土人情的信任与熟络，共同构筑起一个专属于他们的精神家园。

　　千锤百炼 

　　熔铸火热匠心 

　　上虞道墟镇一条老街上，其他的门面都已改成了小洋房，唯有72岁老铁匠范庆堂的家，还是一间低矮的泥房。

　　这几天，消失了许久的打铁声又响了起来。当地一家造船企业找到范庆堂，想要定制一批船钉。“范师傅打铸的船钉很牢固。我们曾经用过市场上出售的各种钉子，效果都不如他打出来的理想。”船厂采购人员这样说。

　　道墟镇是鱼米之乡，以前每家每户都有渔船，做船、修船需要钉子。范庆堂13岁时，父亲便把打铁的手艺传给了他，一做便已近60年。

　　“打铁是个苦差事。”范庆堂说，打铁匠每天面对的是烧得通红的火炉，和温度高达五六百摄氏度的铁块，衣裤上尽是火星溅射的破洞，手脚上还有大大小小的烫伤痕迹。然而，艰苦的工作环境铸就了铁匠们的“独门绝技”。比如，他一个人便能打出100多种规格的铁钉，小到一枚缝衣针，大到一根铁棍，都是这样一锤一锤敲打出来的。

　　说话间，只见他抡起十多斤重的大锤起起落落，铁花飞溅。煅烧、捶打、成型、淬火……如此反复操作多次后，一颗长约一指、下尖上宽、钉身呈四边形的船钉方才成形。

　　范庆堂说，做工最难的是中间这段，打出来的宽度不能有丝毫偏差——差一点，钉起来的木板会松动；多一毫，则木板容易裂开。此外，打铁主要靠淬火来调整铁器的硬度和韧性，但这个看似简单的工艺，在时间和温度控制上很有讲究，铁器温度高了，淬火时容易变形走样；温度低了，又达不到淬火的要求。

　　除了打制铁钉，范庆堂还能制作锄、镰、犁等农具。以前，每年的农忙时节都是打铁的旺季，他会早早地生起炉火，打制或修理农具，直到家家户户点灯吃饭时才结束工作。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后，随着现代工业产品在农村大量出现，曾经延续千年的打铁炉在乡间开始冷落，但范庆堂始终坚守着打铁铺，将精益求精的态度悄然融入操作的每个环节之中，打造出一件件经久耐用的产品。其利虽微，却乐此不疲。

　　精雕细琢 

　　打磨家园印记 

　　这段时间，70多岁的上虞人林青，一直在为一把剪刀发愁：自家用了10多年的剪刀，刀刃突然崩掉一角，无法正常使用，而他在超市里选购的一把新剪刀，却怎么也用不顺手。

　　“一辈子用的都是磨刀师傅磨的剪刀，一下子换成机器生产的，用不惯。”说这话时，老人的眼睛悠悠望向远方，仿佛在回味从前的场景：老手艺人被全村人团团围住、排队等候打磨剪刀的热闹。

　　几经周折，老人终于打听到在上虞谢塘镇四方路上，还有唯一一家正常营业的磨剪刀的老店铺。一早，他便迫不及待地叫儿子开车去谢塘镇寻找。

　　75岁的磨剪刀老匠人姚云龙早早地开门营业了，这是他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。姚云龙接过林青的旧剪刀，戴上老花眼镜看了看，娴熟地用螺丝刀把剪刀上的螺丝拧开，把刀刃放在粗砂轮上磨去经年的铁锈，再用砖磨细细打磨，最后用一把小铁锤在铁砧上敲敲打打，从刀尖到刀刃再到螺栓。

　　20来分钟后，刀刃上已是寒光闪闪，锋利无比。姚云龙随手拿起一条薄薄的碎布条试效果，“刺溜”一下，剪刀便顺滑地将碎布条划开。

　　“8元。”姚云龙用手比划着和林青说，林青接过剪刀忍不住地竖起了大拇指：“即使是把不值钱的旧剪刀，工匠师傅依旧精雕细琢，经过他们打磨的剪刀起码能再用10来年。”

　　姚云龙从27岁起开始“玩”剪刀，后来也因这个手艺被供销社的木业厂招工，退休后便在家里开起了磨剪刀铺子。从短小的手工剪、长嘴的裁缝剪，到大条的桑剪、剃头师傅的花剪，不管什么用途的剪刀他都会磨；而无论是用钝了的，还是缺了角的，甚至锈到根本不能动的，他也能把它们恢复到崭新模样，甚至比原先的质量还要好。

　　不知从何时起，上门来磨剪刀的人越来越少，姚云龙的生意大不如前，但还是有十里八乡的几个老人带着剪刀来找他，最远的还有人专程从慈溪等地赶来。而附近的居民家里买了新剪刀，使用之前也习惯送来给他磨一磨。

　　“以前的人，东西坏了首先是想要修，而现在的人通常就买个新的直接换了。”姚云龙说，重情怀旧是乡土家园的特质，这从老一辈人对待旧剪刀的态度上便可窥见一斑。如今他想要做的，便是通过自己的手艺，不仅给每一位登门拜访的客人磨出一把好用的剪刀，同时也为他们留住一份独有的家园印记。

　　言传身教 

　　养育乡土人情 

　　只要天气晴朗，上虞道虚镇五四村89岁的补碗老匠人任阿龙老人，就会坐在院子里，盯着自己的补碗担子里发呆。担子两边各有一个小木箱，一头木箱上放张马扎凳，另一头木箱上放几只盛放水和油的毛竹罐，木箱下面则是放工具的小抽屉，里面放着最主要的工具——一个闪闪发亮的金钢钻头。

　　“以前，碗是珍贵的生活用具，吃饭用小汤碗、盛菜用大卤碗，家里最多也就二三十只碗。”任阿龙说，一旦家里要操办红白喜事，办酒席或斋饭用的碗盏、酒盅，都是隔壁邻居互相借用的，为了防止各家的碗混淆了，家家户户的碗或酒盅底部都会刻上各家当家人的名字。这个活叫“凿碗字”，一般是由补碗匠来做的。每个补碗匠都能凿出漂亮的字体，手艺高的还能凿出各种图案来。

　　“破碗只要不碎，我都能补好，并保证几十年不漏。”任阿龙很自信地说，正因为这个精湛的手艺，像他这样的老匠人很受人们尊重。

　　为了重现补碗老手艺，老人故意摔破一只碗进行演示。只见他先用一根带铁扣的绳子把破碗捆扎好，让“破碗重圆”，再用小铜锤将蚂蝗攀的两个头，紧紧嵌入小孔内。打蚂蝗攀全靠手感，重了碗要碎，轻了易松动。钻孔是补碗的关键，在碗的裂缝两侧钻上对应的小孔。左手握牵钻，右手拿拉杆，拉杆左右拉，牵钻正反转，左手腕悬空使劲，控制钻孔的深度。

　　“小孔的深度要合适，两孔之间的距离要精确。”老人一边演示一边说，补碗艺活讲究精巧。正因为如此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补碗的价格通常为2至5分钱，碗越大，价钱就越高。补碗匠每天有一元多钱的收入。而当时在农村，一个全劳动力每天才六七角钱，补碗的收入是相当高的。

　　不知从何时起，农村里办酒席大多上饭店或雇请厨师了，厨师自己备有一大套碗盏酒具，所以不用到处借碗了，碗的相对价值也越来越低，碗破了也就扔了再买。补碗行业也自然走到尽头了。

　　“补碗手艺就这样荒废在我手里了。”任阿龙喃喃自语地说，眼下，他最遗憾的是自己从业50年，至今还没有带过一个徒弟。在他看来，师傅带徒弟传授手艺的过程，同时也是传递耐心、专注力与持久力的过程。这种言传身教的手艺传承，是任何文字记录或操作指南无法替代的，也最能体现旧时师徒制度与家族传承的历史价值。任阿龙的补碗手艺，就是17岁时随亲舅舅学来的，舅舅在补碗时的一言一行，对他长达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
　　正如老人所认为的那样，“工匠精神”的传承和培养，更多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与行为感染，这是工业化的组织制度与操作流程所无法承载的，却正是乡土社会中那种亲切而熟络的人际关系的生动表现。（浙江日报记者 聂伟霞 市委报道组 袁伟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