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约百余人，后排无座位，均站立，如看戏然。”

　　这是丰子恺先生在浙江大学上的一节艺术教育课，时间是1939年4月15日上午，他来到浙大刚满一周。

　　此时的浙大，正在西迁途中，暂驻广西宜山。

　　事实上，这样的课堂盛况，在1939年-1942年丰先生于浙大担任教职期间很常见。

　　不仅是艺术教育课，艺术欣赏课也是如此——“教室仅容二三十人，而听者有百余人，皆溢出门外，嗷嗷待座。”

　　丰先生的“教师日记”中记下了当时的一幕。

　　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听到他的课，学校将饭厅暂作讲堂——其实，饭厅也不过是间茅草棚，其间桌凳东倒西歪。

　　5月16日上午，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基础图书馆一楼，“不畏浮云遮望眼——丰子恺的浙大情缘与温州情”展开幕，将观者的视线拉回了80年前。展览由浙江大学档案馆、浙江大学图书馆、温州博物馆、温州衍园美术馆主办，持续到6月15日。

　　1939年到1942年，丰子恺追随西迁的浙江大学辗转各地，先后执教于广西宜山和贵州遵义。

　　受聘浙大之前，丰子恺在桂林师范任教。1939年1月2日，他从好友王星贤的信件里得知，马一浮在宜山买下一亩地和三间茅屋，请他去担任艺术讲师兼训导。

　　在桂林师范举行的欢送会上，他说出了前往宜山的原因——虽是流离途中，但丰子恺依然想借此增加游历，“在我多历地方，可以增长见闻，在诸君多得师傅，亦可以集思广益”，因此，他觉得前往浙大“利己利人”。

　　而1939年的浙江，“已非完土”，丰子恺的故乡石门湾遭战火涂炭，他钟爱的杭州也已面目全非。

　　但浙大对丰子恺来说，有其他人不能想象的诱惑力。他称浙大为“吾之乡学”，这所大学，足以让他一解乡思。

　　去宜山的路并不好走。

　　从1939年2月底，丰子恺都在做准备。然而，舟车难寻。

　　1939年3月16日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欲行不行，今日已不知是第几次。半月以来，天天准备走，而天天不走。初则懊恼，继以忍耐，今则成为习惯，无所动心。”

　　直到4月8日，丰子恺才抵达宜山。

　　宜山也不太平。

　　在丰子恺抵达之前，他就在日记里写下了当时报纸报道的浙大遭受轰炸的详情。

　　“城外校舍，受弹八十余枚，几乎全毁。幸为星期日，学生皆出外，仅一学生受伤。”

　　这一天是1939年2月5日，这则日记，丰子恺还借友人的说法，透露了抗战时期的教育特征：“今后学校、商店等一切机关，宜取动物式，不宜取植物式。”

　　丰子恺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——不可在城市中固定地点，如植物之生根于地，宜取摆摊式，随时移动，如动物之来去自由也。

　　在浙大任教期间，丰子恺将他的教育理念贯穿于日常的教学之间。

　　当时的浙大师院院长请丰子恺就“初高中课程时间拟订表，及六年一贯制中学课程时间拟订表”发表意见时，丰子恺认为：音乐一小时宜改为二小时，理由是：“音乐亲和力最大，最善于统制感情，团结民族精神。抗战建国之时，尤不可忽。故宜增为始终二小时，且在事实上，较长较深之乐曲，一小时不能教完。若半途停止，过一星期再教，则学生都已忘却，重温颇为费力，一星期二次则易于教成。”（浙江在线-钱江晚报 记者 孙雯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