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与乡，在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时间轴上，是普遍存在的两大地理空间；

　　城与乡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度尺上，是读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对重要关系。

　　城有乡无、城高乡低、城多乡少……城乡二元结构经历着漫长的历史周期，注定着城乡融合伟大而艰巨。

　　从农民自发建城到中心镇、小城市培育，再到四大都市区建设；从“千万工程”、美丽乡村到特色小镇，再到美丽城镇……40年间，一场深刻的变革在浙江城乡间铺开。浙江人一手抓新型城镇化，一手抓新农村建设，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始城乡统筹实践，叩开美好生活的幸福之门。

　　如今，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.05:1，率先进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。诗画江南的城乡一体化美景，究竟如何炼成？

　　直击痛点 

　　昂起城镇“龙头” 

　　1984年，苍南县龙港镇开全国之先河，实行农村土地、户籍制度改革，允许土地有偿使用,允许农民离土离乡,自理口粮进城落户。周边乡镇的农民如潮水般涌入龙港，自费造城，荒凉的滩涂上崛起“中国第一座农民城”。

　　“造城”，是浙江农民的一大创举。改革开放初期，浙江农村摸索创办乡镇企业，块状经济蓬勃兴起。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，农民的愿望愈发强烈：做一个城里人！就这样，大批浙江农民自理口粮、自办企业、自建住宅，最早自发进行城镇化。苍南龙港、永嘉桥头、乐清柳市、萧山瓜沥、诸暨店口乃至义乌等等，星罗棋布的小城镇，使得没有特大城市的浙江成了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。

　　纵观世界，“城乡一体化”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。欧美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也曾出现城乡二元经济，但中国的城乡还存在二元社会、二元体制。城乡之差如何互补？城乡之间如何互动？直击痛点，浙江不仅有“农民造城”的创举，更有顶层设计的智慧。

　　1998年，浙江作出“要不失时机地推进城市化进程”的战略决策，拉开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大幕；1999年，成为全国第一个实施城镇体系规划的省份；2000年，率先取消了进城人口控制指标和“农转非”计划指标。众多“第一”，浙江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人口、产业向城市和非农产业集聚的政策环境。

　　2002年，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“城乡统筹”，浙江迅速把中央决策与地方实际相结合，2003年提出的“八八战略”中的一条就是“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，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”。

　　历届省委对“一体化”的认识保持高度默契——这并不意味着不要发展农村、农业，更不意味着所有农民都进城，而是把村和城、镇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加以统筹协调，形成以城带乡、以工促农、城乡互动、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。

　　在此理念下，寄托万千农民梦想的城镇肩负重任，成为城市文明辐射农村、城市设施延伸农村、二三产业带动农业的桥梁，成为浙江统筹城乡中的龙头。2004年，浙江在全国首个发布和实施城乡一体化纲要；2007年出台《浙江省中心镇发展规划（2006-2020年）》；2010年，率先启动小城市培育工程；2015年，首创特色小镇……

　　当69个小城市、114个特色小镇对生产力和资源要素优化组合、重新配置，呈现出更加均衡、更加融合的图景时，浙江今年自我加压：瞄准全省千余个小城镇，加快补齐美丽城镇建设的短板，以镇带村、镇村联动，加快走出城乡融合发展之路。

　　其实，40年里所有的变化，都源于世代农民“像城里人一样生活”的热切盼望。2017年，浙江城市化率达68%。

　　找准支点 

　　夯实乡村“基石” 

　　2010年上海世博会，滕头馆亮相城市最佳实践区，是唯一的乡村案例。展馆以滕头村为原型，表现“乡村让城市更向往”，再现全球生态500佳和世界十佳和谐乡村的发展路径。

　　不只滕头。淳安下姜、南洞艺谷、古堰画乡、安吉余村……地图上无甚出奇的所在，如今让无数城里人向往，它们的名字叫“美丽乡村”。

　　曾经的浙江农村，虽然经济发展较快、农民收入较高，但是常被形容为“室内现代化，室外脏乱差”。2003年6月，在习近平同志的倡导和主持下，浙江启动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工程，开启了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、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村庄整治建设大行动。

　　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筹划，浙江理解得深刻而形象：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就像城乡统筹的两部发动机，只有一起发动，齐头并进，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。以“千万工程”为支点，浙江撬动新农村建设，惊喜连连。

　　2003年至2007年的“示范引领”，推进1万多个建制村的道路硬化、卫生改厕、河沟清淤等；2008年至2012年的“整体推进”，主抓畜禽粪便、化肥农药等面源污染整治和农房改造；2013年以来的“深化提升”，攻坚生活污水治理、垃圾分类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；至2017年年底，全省2.7万多个村实现村庄整治全覆盖，“千万工程”迈入“万村景区化”的4.0版本。

　　外在的变化显而易见，但浙江始终清醒：只有比别人站得更高一点、看得更远一些、谋得更深一层，才有可能抢占城乡统筹的制高点。

　　站得更高，浙江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，深化城乡配套综合改革。不管是户籍制度改革、实施“三权到人（户）、权跟人（户）走”，还是省市县乡四级农合联体系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，资源要素在城乡顺畅流动，财富源泉在乡间充分涌流。

　　看得更远，浙江突出系统推进，把美丽乡村的建设和经营相统一。农村新型业态不断涌现，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，美丽生态、美丽经济、美丽生活让农村成为绿色生态富民的家园。

　　谋得更深，浙江不遗余力提升乡村内涵，让群众成为最大受益者。农村文化礼堂、30分钟公共服务圈、20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、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向基层延伸…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城乡间“无缝对接”。

　　党的十九大以来，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号角声中，浙江正全力打造“千万工程”升级版，按着全域秀美、生态富美、景致精美、心灵之美、合作共美、康庄健美“六个美”的具体目标，诠释“乡村让城市更向往”。

　　攻克难点 

　　全面小康看“老乡” 

　　2018年3月初，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全体党员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。这些年，横坎头发展红色旅游，利用绿色资源，壮大特色农业，从负债45万元到村级固定收入260余万元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68元。

　　在很多人看来，民富省强的浙江与贫困沾不上边，但浙江“七山一水两分田”，30多年前，农村贫困发生率甚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；直到新世纪初，全省100个贫困乡镇中，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的还有20万人。

　　城乡统筹，归根结底是要让农民富裕起来。“小康不小康，关键看老乡。”浙江这样看待农村问题，尤其看重“老乡”——大量农民的增收致富，城乡统筹的难点就在“欠发达地区”和“低收入农户”。

　　2002年4月，省委、省政府就作出决策，让沿海的发达地区与山区的欠发达地区牵手联姻，优势互补，名叫“山海协作”。2010年，浙江推出“欠发达县特别扶持计划”，每年省财政拿出10亿元，以项目的方式引导其发展，培育“造血”能力。

　　在对欠发达地区实施帮扶的同时，浙江对低收入农户帮扶讲究“个性定制”。临安电商、缙云烧饼、松阳民宿、常山胡柚等，特色资源优势被充分挖掘，农家乐、电子商务、来料加工等项目源源不断地为乡村和农户带来收入，曾经的贫困地区开始“逆袭”。

　　解决低收入百姓长期持续增收问题，浙江还看重“获得感”。异地搬迁和基础设施建设、金融帮扶、科技帮扶、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……浙江每5年就出台一个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扶持政策、实施一个针对具体扶贫对象的扶贫工程。同时，各类综合性制度保障也在加强，养老服务目前已覆盖97%的建制村。

　　2015年，浙江提出不把绝对贫困现象带入“十三五”——要解决“生活得更好一些”的问题，要让低收入群众共享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。同一年，浙江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绝对贫困现象全面消除，率全国之先消除绝对贫困，同时26个欠发达县一次性摘帽。

　　“全面小康，一个也不能少”，浙江孜孜探求，更为自己立下高远目标。新阶段的扶贫开发，浙江紧盯产业发展、社会保障、公共服务、促进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等，与乡村振兴战略、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、基层治理创新等有机结合，最终要实现高质量城乡、区域协调发展。

　　一个个第一，一个个亮点；一次次探索，一次次跨越。勇立潮头的浙江人，没有丝毫懈怠。城市繁华、乡村富丽，城乡更富、生活更美，一个更幸福的浙江，扑面而来！（浙江在线记者 裘一佼 通讯员 俞凯怡）